基因组与社会
阿克塞尔·卡恩
遗传学与胚胎学及胚胎细胞治疗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科学和技术进步，这些进展已经促使我们去影响生物学，也使我们对人类构成的概念产生了疑问。遗传学和胚胎学这两个领域的知识经常被混淆，不过对于从事这类研究的专家来说，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尽管这类知识和技术的交汇处产生了伦理问题。因此，让我们从讨论医学前景的变化开始，以及那些因人类基因组计划引发的我们对人类遗传程序理解的进步所引起的问题。。
遗传程序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一些事实和概念:2001年2月15日，两个相互竞争的团体，一个是跨国的私人公司，另一个是公立大学，公布了几乎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序列。根据进化理论，地球上的第一个活细胞出现在40亿年前，所有的生物都是从这个原始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因此，一些生物特性是所有生命形式所共有的。从1972或1973开始，基于以下原理有望开发出方法：如果所有的生命形式确实来自一个单一的原始细胞，那么用于解释有机体生物学特性的程序执行机制也被认为是保守的。一个基因从一个生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包括不同种属间，甚至是不同“界”之间，因此它在新环境中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就有望能够找到。将基因从一个有机体转移到另一个有机体的方法被称为基因工程。一旦能够切割DNA、分离基因并将其扩增、测序，以及随意从一个生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的工具被发明出来，基因工程就成为可能。进化的概念使我们有可能设想到，这种方法将允许利用遗传学手段使任意生物表达另一个生物的部分遗传程序，且确实得到了证实。这种方法也被用于人类基因组测序。基本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遗传程序是由A、C、G和T四个字母组成的信息。为何说它是一个程序？因为，就像用拉丁字母写的文本一样，它可以携带指令。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我们的字母表中的26个字母组成的一个有单独意义的最短的序列就是一个单词。在遗传程序中，A、C、G和T四个字母组成具有独立意义的最短序列是一个“基因”。语言和遗传程序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可以进一步研究。显然，一个句子的意思，更深入的说，由句子组成的文学作品的意义，绝不能被简化为一个词的意义：更多的意义要归咎于这个词与邻近词的相互作用。一个词的意义通常是由它的上下文决定的。同样，单个基因永远无法决定一个细胞的全部生物学特性，更不用说整个有机体的生物学特性了。一个成年人的身体包含1万亿个细胞。它固有的生物学特性是由成千上万个基因的组合决定的。然而，基因组合的意义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命运。必须强调遗传程序(即固有的生物学特性)与必然命运之间的区别。它们的混淆在过去和现在都造成了许多意识形态上的偏差，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偏差今后还将继续存在。命运是由具有生物程序的生物和它们所处的环境相遇而产生的，从广义上讲，命运不是由基因决定的。这种环境是由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吃的食物、我们所处的气候、以及对我们人类来说由我们所构建的象征性世界、我们周围的文化、我们接受的教育、塑造我们生活的许多事件所定义的。当然，这些都不是由基因程序决定的。这意味着，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基因组并知道如何解释这些信息，我仍然完全无法预测他或她的宗教、政治、性别、文化或艺术选择。即使我可能知道他或她可能患上的某些疾病，我也无法对这个人将会发生什么说得太多。因此，或多或少在2001年2月15日的出版物中被完全阐明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必须被视为一本我们刚刚开始编纂的字典。字典包含一系列可以赋予定义的单词。在我们的“字典”中，我们有一系列“注释”基因，也就是可以给出初始定义的基因。即使词典编纂的十分完整且质量上乘，它仍然不能用于文学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的创作，不过字典可以帮助分析文学作品。同样地，基因组序列也不能替代对机体生物学特性的研究需要，但它可以使研究变得更容易。
基因组计划的进展
一些人声称:“基因组计划将带来非凡的医学突破”。另一些人说:“这不是真的，基因不重要。这一切都是为了出售梦想和基因公司的股份”。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广为流传的矛盾主张？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科学的信息和意识形态的解释之间摇摆不定。“万物皆遗传”的主张和“基因无用”的主张一样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可否认，基因组确实具有编码功能，因为基因编码蛋白质——蛋白质是细胞结构和功能所必需的分子——并且基因突变改变相关蛋白质确实可以引发疾病。基因“词典”将引领医学进步是毫无疑问的。细胞和有机体含有决定其结构和性质的基本分子；这些基本分子就是蛋白质，由基因直接编码。这意味着了解基因可以帮助我们揭秘蛋白质。事实上，简单来说，许多疾病可能与一种或多种蛋白质的功能改变有关。因此，编码一种或多种蛋白质的基因可以提供一种解释疾病潜在机制的方法和发现新药的新方法。这并不局限于遗传疾病或基因治疗。疾病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按照界线分类，左边是真正的遗传性疾病(如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或血友病)，右边为非遗传性疾病(如在雨天滑倒导致的股骨颈骨折)，以及既不完全是遗传性的，也不能完全排除是易患病体质影响的中间疾病。这些中间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阿尔茨海默病等。基因组计划使改善所有这些疾病的治疗成为可能。让我们以股骨颈骨折为例，这一事故显然不是由基因决定的。要修复股骨颈，首先必须有一种生物胶，能把断骨的两端粘合在一起。然后组织必须钙化。所有这些都是在激素和生长因子的影响下发生的，这些激素和生长因子通常是蛋白质，且由基因编码。因此，鉴别这些基因为这些激素改善并提高骨的修复质量提供了方向。这些类型的激素已经用于治疗。
人们认为从遗传学的进步中获益的治疗肯定不仅限于基因治疗，基因治疗实际上只是一小个方面，而且常常是有些虚幻的。事实上，普通疾病的治疗也有望从这种基因组知识中受益。我已经提到过阿尔茨海默氏症的例子，这是一种老年性痴呆，有时是早老性痴呆，考虑到人口寿命的延长，在不久的将来，四到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可能会受该病影响。这种疾病有一些不同寻常的遗传形式。例如，在一个世代生活在伏尔加河沿岸的德国人中存在一种严重的遗传性阿尔茨海默病，与该病相关的基因改变可能已经鉴定出来。这个基因控制着一种“蛋白水解酶”的合成，也就是一种可以分解其他蛋白质的酶。这种类型的蛋白水解酶的过度活化可能在阿尔茨海默病中起关键作用。这一发现催生了开发药物的想法，小分子化合物如可以注射或以药片的形式服用的药物产品，目的是抑制酶的活性，过量激活的酶被认为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原因。再举一个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一次有一种药物被开发出来可以直接对抗基因异常，这个基因异常导致一种特殊类型白血病，即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在某种情况下，染色体重排导致形成一个编码蛋白激酶的杂交基因，蛋白激酶催化酪氨酸残基的磷酸化。格列卫这种药物是一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目前为止，是治疗这种白血病的最佳药物。这类激酶的过度激活与其他形式的癌症也有关。因此很显然基因组计划定会带来一些医学上的突破。
一个无疾病世界的设想
不平等加剧
人们有时会说，由于人类基因组计划所有的疾病都会被攻克，我们可以期待人类从这个诅咒中解脱出来。我们该如何理解呢？这是口号，不是现实。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一些袭击我们的疾病的机制是由于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对抗。当我们感染了讨厌的病毒——比如流感或艾滋病——当我们感染了传染性疾病——如肺炎或炭疽——当我们感染了疟疾——疟原虫，昏睡病之类的——或者当我们得了癌症，我们人类的生命正在遭受一种非人的生物的攻击，如微生物或试图损害我们的恶性细胞。药物被开发出来——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癌症化疗——但是，根据进化论，这些野蛮的生物也学会了适应药物进而抵抗药物。
例如，第一个对格列卫产生耐药性的病例已经被报告。这是一场永无止尽的斗争，我们可以赢得伟大的胜利，但不能赢得战争。最终的目标——一个没有癌症、没有病毒性疾病、没有寄生虫感染、没有细菌感染的世界——可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理论上的。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对疾病的脆弱性实际上是一部分人类的状况。
尽管基因组计划可以促进医学进步，但它却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普遍健康的世界，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医学进步实际上对总体健康的改善只做出了相对较小的贡献。个人和群体的预期寿命之间存在差异，当我们试图确定影响预期寿命差异的各种因素，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分成三个：第一个因素显然是与贫困、贫困本身及它会导致的生活条件有关。非洲人的预期寿命与欧洲或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之间的巨大差异，是由于缺乏水、供水污染、营养不良和缺乏药物。第二个原因可能源于不平等本身——与绝对贫困无关——因为它们会导致高风险行为、吸烟、酗酒、吸毒、压力和心理压力。最后，现代治疗方法的差异导致的预期寿命差异，似乎只占三分之一。然而，不幸的是，任何在医疗方面的可能性的改善，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些需要它们的人们对新的可能性的增加了任何政治意愿，除了他们无法支付这些新的可能性以外。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这是世界上医学技术毋庸置疑的进步惊人的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基于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我们需要政治意愿。在20世纪初，出生在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法国殖民地上沃尔塔（Upper-Volta）)或巴黎的人的预期寿命差别不大：博博迪乌拉索人大约40岁，而巴黎人48岁。如今，法国儿童的预期寿命无论男女都是79-80岁，而在博博迪乌拉索这一数字保持在45岁左右。这意味着一个世纪惊人的科学进步，仅仅是缺乏政治意愿，使科技进步没有成为全人类的进步，已经致使在面对疾病和死亡时增加了最糟糕的不平等。进步导致不平等加剧是不可接受的。
预测医学
有时有人说，破译人类基因组将使预测个体对某些疾病的生物易感性成为可能，从而实现真正的预防医学。这就是所谓的预防医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预测医学”。有时在出生前，甚至是单细胞胚胎的受精卵在被植入母亲的子宫之前，就可以检测到疾病易感性：这就是所谓的产前或胚胎植入前诊断。然而，基因诊断也可以用于任何人身上，无论是没有疾病的迹象的人，抑或可以发现他或她是否有特别高的患病风险。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例如，有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血色素沉着病，其特征是肝脏和其他器官中存在过多的铁。人群中十分之一的人存在导致这种疾病易感性的基因，而这种疾病本身患病率为四百分之一。如果导致疾病的基因异常可以被检测，甚至是在个体受出现病症之前，那就能使预防铁过载进展进而出现临床症状成为可能：血液含铁水平高的，为了避免血色沉着病发病的所有人必须定期验血。这种类型的例子已经有很多了。然而，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
让我们以乳腺癌为例：乳腺癌侵害九分之一的成年女性，其中5%是遗传性的。乳腺癌是最普遍的遗传疾病之一，对于女性来说，大约每200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对乳腺癌原发性易感——患乳腺癌的风险约为55%。因此，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威胁。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妇女的家庭中有一位母亲或一位姑母受到了这种疾病的影响，并且易感基因的突变已被发现，她去找医生要求进行检查。如果测试结果呈阴性，这位女士就会松一口气。遗憾的是，其她病例的测试结果可能会提示她自己面临高风险。医生会有什么建议？当然，他或她可以主动提出帮助那位刚刚发现自己面临真正危险的女性来控制她的焦虑，这种焦虑实际上可能并不比测试前更严重。医生也可以对病人进行定期的随访，这可能会挽救30%的生命免于乳腺癌。不过，目前为止最有效的方法包括双侧乳房和双侧卵巢预防性切除：在这种情况下，95%受威胁的生命可以得到挽救。显然，这种类型的预防，对于乳房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遗传易感性的脑癌或许就不适用了！
情况总是充满戏剧性的，这位妇女所拥有的唯一自由是，在医生无法为她承担的风险和接受可能会给生理和心理带来巨大创伤的手术之间作出选择。她就像一个被判死刑的囚犯，被允许选择处决的方式。尽管如此，在已明确的家族风险的情况下，和出于一个忧心忡忡的妇女的要求下，不该拒绝做这个测试。
相比之下，没有理由对普通人群提供这项常规检测。事实上遗传性乳腺癌是最罕见的，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女性仍然有十二分之一的风险继续进展为乳腺癌。所以，对乳腺癌遗传易感性的常规筛查在医学或伦理逻辑上几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然而，还有另一种观点：基因组计划涉及相当大的经济利益。目前，药品市场的规模约为2500亿美元。如果加上其他所有的生物技术市场，这个数字将上升到4000亿美元。基因检测也能带来可观的收入。对乳腺癌易感性的检测已经被一家美国公司申请了专利，该公司正试图以约2600美元一次的价格售卖这些检测的独占权。让我们想象一下这家公司的广告，富裕国家10%的女性都采用了这项检测。我们只能听到这句话:“你真的不能像鸵鸟一样行事了，忽略你女儿和你自己现在可以检测乳腺癌易感性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富裕国家有四至五十亿妇女，也就是五千万次检查，每次花费二千六百美元：一个基因检查的市场将近一千亿美元！而且还会有很多这样的检测……
基因法规
我负责推动一项活动，以增进法国公众对我今天在这里谈论的主题的了解。这项活动被称为“基因列车”。为了确定活动是否达到了目的，这次巡展之后我们做了一次调查。参加展会的五千多人被要求填写问卷。其中有一个似乎特别有趣回复：面对“即使基因检测不能帮助改善你的健康，你是否支持进行基因检测?”这个问题时，90%的人回答说他们支持。所以，即使基因检测没有预防或治疗效果，九成的人仍然想了解。这表明，很可能在未来，人们会越来越多想知道决定他们生物学未来的因素和他们对疾病的易感性。还可明确的是，就算没有医疗结果，也会对经济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影响银行贷款、私人保险政策和就业前景。明天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强大的经济利益体的社会中，利润可以来自认识个人的遗传倾向和绝大多数人仍然想知道他们的遗传未来。没有什么比保护一个人的基因隐私更困难的了。我认为不可能杜绝信息流和文件的重叠。这意味着，代理人参与的访问有关人类遗传信息是一个巨大风险。如果我们不谨慎这会很危险，不可阻挡的机制将意味着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人们的自由，一种理论上基于人们普遍的人性的自由，将被牢牢的禁锢在生物学决定论中。《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条款规定，“在尊严和法律面前，人们生而平等”，这话将让位于他们的基因决定权。换句话说，我们将看到人权原则被基因权所取代。这是一种邪恶的转换。人们必须理解这一点才能预防它。我们还是可以阻止它的，但人们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
基因，一种原材料
除了纯科学方面，基因组计划还涉及相当大的经济利益。正如我所说，利用基因工程的生物技术的潜在市场价值达几千亿美元。基因就是这个行业的原材料。因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围绕基因构建的一系列战略，这些战略与用于确保获得其他特殊原材料，如石油、铀、钻石等的工业和政治战略完全相同。为了不单是那些关心的国家的，而是全人类的遗传多样性和医疗记录，私人生物技术公司与民主国家已经达成了协议，获得了科研所有权。冰岛和汤加群岛已经签署了这种协定。把一个民族的遗传多样性归成一种可运作的勘探权的“矿物资源”，难道没有什么邪恶的、与人类尊严和特性不相容的东西吗?此外，如果该基因具有这种市场价值，最好是防止竞争对手也获得它，即使还没有协商获得独家科研权。这就是我们正在目睹的基因被专利商品化的原因。然而，基因实际上只是我们对自然世界的一些认识，一个有能力编码个体生物学特性的分子。它绝不能被视为一项发明。基因可以用来产生一项发明，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基因本身不是一项发明。但是，正是由于把基因作为一种发明产品具有经济上的优势，所以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都已经注册了基因专利。
有史以来第一次，欧洲指令实际上强制要求15个成员国将基因的专利性囊括到国内法规中。
细胞治疗和胚胎研究
未来医学中被提及的两大优势有，首先是得益于基因组解码的遗传学，其次是再生医学。
许多疾病，尤其是那些与功能受损或退化的衰老细胞有关的疾病，都可以使用年轻的、功能齐全的细胞来治疗，这中疾病治疗形式的理念被患者所默许。原则上，这些细胞可以从胚胎或分化组织这两个来源获得。
我们首先从组织分化开始。无论是新生婴儿，胎儿，还是成年，甚至是相当年长的成年人的体内的所有分化组织，在组织内部仍然有能够自我更新的细胞。在过去的三、四年里，实际上人们已经知道这些再生细胞不仅仅能修复它们的组织。由此一来，来自皮肤的祖细胞不仅可以生成皮肤还可以生成神经元，这在未来或许有可能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或帕金森病。骨髓含有不仅能通过制造红细胞和白细胞来修复血液的细胞，而且还含有能再生心脏、骨骼、肌腱、肝脏、神经组织，抑或各种组织的细胞。要将这种理论可能性转化为治疗现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它确实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尤其是因为这种方法不会引发任何伦理问题。
第二种可能的细胞来源是胚胎。无论何种哺乳动物的胚胎生长到形成一个一团细胞围绕着的空腔的阶段，这团细胞被称为内部细胞团，准确的说胚胎从这个阶段开始发育。受精卵的剩下部分将形成胎盘和羊膜。如果胚胎干细胞的内部细胞团被移除，牺牲就死了，但胚胎干细胞可以繁殖和培养很长一段时间。在某些培养条件下，这些细胞有能力产生体内的所有组织。它们可用来生成胰岛素分泌细胞，用于治疗糖尿病；或者生成胰岛素分泌细胞，用于移植给帕金森氏症患者；或者生成具有促进心脏功能的潜力的心脏细胞，用于因心肌梗塞而导致心脏功能衰弱，等等。因此，目前进行研究正在试图把这些理论上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在采取这两种战略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可能只有少数干细胞被称为“成体”干细胞，干细胞不容易识别，干细胞有时难以培养，干细胞的数量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像胚胎干细胞一样，如果它们不分化，它们就有产生畸胎瘤，一种癌症的倾向。将这种未分化的胚胎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不仅不能治愈他或她，还可能引发胚胎肿瘤。此外，我们还远不能控制胚胎细胞团定向分化为特定类型的细胞以适合我们要治疗疾病，如分泌胰岛素细胞治疗糖尿病，心肌细胞治疗心肌梗死, 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元治疗帕金森病等....
治疗性克隆
通过克隆获得人类胚胎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治疗性的，另一种是生殖性的。在第一种情况下，胚胎细胞的获得是遗传学的，而与患者等待移植的细胞在免疫学上是相同的，这些患者有：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病或阿尔茨海默病、癌症、糖尿病、肝细胞衰竭、烧伤……等。
要使这样的计划有效，生物学家必须能够控制从克隆胚胎中分离出来的细胞的分化，尽管胚胎干细胞定向分化并非不可能，而据我们所知情况并非如此。未来，患有帕金森氏症或糖尿病的人可以要求他的妻子或女儿给他一些卵母细胞，或者无论有偿还是无偿可以从捐赠者那里获得。然后，医生将用来自被治疗者的特定细胞的细胞核替换这些卵细胞的细胞核，然后在实验室条件下培养克隆胚胎6至7天，直到它被转化为囊胚细胞。在这个阶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内部细胞群中的细胞构成了胎儿的前体。这就是胚胎干细胞的起源，我已经详细地讲过了。如果有可能通过改变培养条件使它们分化成脑细胞或胰岛细胞，那么就可以将它们移植到病人体内，以治疗他/她的帕金森氏症或糖尿病。从理论上讲，移植的细胞应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移植的细胞与接受移植的细胞在本质上是相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刚才对人类治疗目的的克隆协议的描述仍然是非常理论性的。事实上，有几个研究小组曾试图通过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猕猴和恒河猴)身上进行核移植重复克隆，但没有成功。根据科研杂志记者的报道结果，克隆的胚胎只分裂了几次，很快就退化了；以及积累染色体异常的原因还不清楚。这些阴性结果使得人类克隆的尝试变的不可能成真，是否克隆人今天会成真。2001年11月底，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发表声明称在开发治疗用克隆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上述观点更加坚定。仔细查阅(11月25日的《再生医学杂志》，一个在线网络出版物)发现，将成纤维细胞细胞核移植到人类卵母细胞总是不成功的，71次尝试注射收集的卵细胞的产生了两个4细胞阶段的胚胎和一个6细胞阶段的胚胎。每次，这些胚胎都在发育到24小时或更少的时间内自然夭折。
我们回想一下，从受精后发育6至7天这个阶段的囊胚细胞中分离胚胎干细胞到超过一百个细胞，我们意识到不论是出于治疗性还是生殖性目的，获得人类胚胎用于人类克隆是多么遥远啊。
尽管如此，在专业媒体上传言，中国团队已经成功的可重复的获得了人类胚胎，这些胚胎能够发育到囊胚阶段，因此能够提供胚胎干细胞。如果这一消息得到证实，这种方法无疑将在科学刊物上发表。进而可以由世界各地的专家小组使用。获得克隆人胚胎的能力对任何试图制造克隆婴儿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对那些梦想获得免疫相容的胚胎干细胞的细胞治疗专家来说也是如此。重要的是目前声称有意进行人类生殖克隆的机构数量越来越多。雷尔崇拜已经建立了一家名为辅助克隆（Clonaid）生物技术公司专门致力于这个项目。一批隶属于大利塞韦里诺·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的杰出的生殖生物学家也宣布，他们已接受200对不育夫妇的委托，从不育父亲的细胞中培育出克隆婴儿。扎沃斯博士是安蒂诺里的美国同事，他在我们眼前提出了一种新的出生方式的设想，预计在12月25日人类克隆胚胎诞生。这两家公司拥有成功所需的设施。属于崇拜的机制确实为雷尔教派提供了数以百计的年轻女性“志愿者”来捐献卵子和用于移植克隆胚胎的子宫。至于安蒂诺里和他的同事，他们在生殖生物学方面有相当丰富的临床经验。这些未来的克隆者面临的唯一障碍是，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显然仍无法制造出正常的人类克隆胚胎。一旦这个障碍就已经克服，这种用于治疗性克隆所需的方法被开发出来，我们不久就会宣布孕妇怀有克隆胎儿。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是女性身体进一步“商品化”的风险，出于广泛使用克隆技术必然会导致这种风险。做这些实验的公共或私人团队必须获得大量的人类卵子。目前，每一次尝试需要100到200个卵子。由于需求不可避免地创造了一个市场(至少在许多国家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由于需要，大量妇女将被登记组成一只付费卵子捐献者的队伍。根据合同，他们将同意接受反复的卵巢刺激，并接受必要的健康检查，以确认卵子生产者及其卵子的质量。
此外，对一些人来说，由于人类胚胎是可能的未来的人的独特性质，产生了尊重的问题。例如，对许多信徒来说，为了分离研究工具或治疗目的的细胞群而毁灭培育出的人类胚胎，这将与尊重它们的独特性质相冲突。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必须指出作为一个常识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在世界各地出现了赞成和反对治疗性克隆人的敌对阵营，他们之间不该出现堑壕战。实际上还远不能明确可以提供治疗前景的事实。每个接受治疗的患者需要数百个妇女的卵子，目的是为了克隆人类胚胎和证实培养细胞的潜在致癌性，这项技术的疗效仍有待证明。除了道德问题，甚至还存在技术和科学上的阻碍，这是一个十分自私的方法的典型例子，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现在也很难看到构成有望惠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治疗基础。
我们认为，无论是基于使用克隆人类胚胎带来的治疗希望的事实，还是研究需要的紧迫性，都无法压倒目前在道德上反对克隆人类胚胎的重要性。目前，似乎至少有两个方面因素支持开展治疗性克隆这项研究。首先，尤其是在有望成名的时候，研究人员急于看到自己被允许接触到新的研究材料，即使新材料没有真正的医学功效。第二种是人们认为“进步”的最高价值在于它为改善人类状况提供了希望甚至是保证。然而，刚刚结束的大放异彩的20世纪，点燃了精神之火，也点燃了集中营的火炉，并清楚地阐释了科学技术进步赋予人类的权力的模糊性。人类的自由包含了“善与恶”的可能性，因此，“进步”造福人类是不置可否的。我们决不能盲目乐观。仍然有必要重申，人们提出能够改善他或她的条件的新议题仍要以人类尊严和自主性的道德准则为基础。至少对治疗性克隆来说是需要如此。
我想用基因和细胞疗法来描绘医学前景的广阔蓝图。科学的目的是确认现象的本质，进而开发技术和对效果的评估。然而，科学本身并不能决定什么应该做，某种意义上说，也不能这么做。一个自称要自由的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运用知识赋予的力量。这种选择的自由意味着所有人类力量都可以用来造福或伤害他人。这正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我们该如何一起面对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责任，以及由此而增加的我们的力量？
宗云辉~Sheng Xiao
Atlas of Genetics and Cytogenetics in Oncology and Haematology 2024-04-19
基因组和社会
Online version: http://atlasgeneticsoncology.org/teaching/209235/